劳木:写国际评论遇到的风波

  在国际部工作30多年,我接触评论的时间比较长。年轻时在评论组干过,当副主任时分管亚非地区的评论,主持部里工作后分工主管评论。有人曾问我,你搞评论这么多年,什么事印象特别深?我遵嘱说以下两件。   第一件。1996年9月18日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5周年。上面要我们写一篇评论,既要批日本的侵华罪行和死不认罪的顽固态度,又要疏导国内舆论,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经济建设、富民强国上。当时的形势是,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行径激起我国民众的极大愤慨,北京一些青年准备上街游行,冲日本使馆。这篇评论是由我和马为民同志完成的。鉴于形势敏感,写得格外用心。没想到评论发表后,读者纷纷给报社总编室、评论部、理论部、群工部和国际部等部门打电话,指责评论太软,说人民日报不代表人民,有的连“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的话也用上了。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的是新华社评论,而通常是播人民日报的评论。我为此问外宣办二局的负责人,他说,你们的评论午间节目播过了。我们很相熟,我当时疑心他这样的回答是安慰之词。   报社和国际部也有人对这篇评论开始议论,有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,估计老马听到的更多。他走进我的办公室,说:这事怎么办?我当时心情正不好,说得很激动:我认为只能这么写,谁写得好找谁写吧!
  大概过了三四天,外宣办召集首都主要新闻单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,布置对世界议会在北京召开的宣传事宜。当时的国际宣传由外宣办统管。时任外宣办主任曾建徽同志一见到我,老远就说:老马,你们的“9·18”评论总理表扬了,说写得很好,讲政策,讲道理,话也说得有特点。他的声音很大,我觉得他像是让在场的人都听到,意在给我们卸包袱。   此事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,但有两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:一,人民日报的评论影响力够大的,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,无论是对读者还是作者。这在平时也许不觉得,但在某种特定时期,某个节骨眼上,它会实实在在地显示出来;二,作为党中央的喉舌,人民日报的评论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体现中央政策,贯彻中央意图,积极引导舆论,决不能为一时的气氛所左右,感情用事,否则要酿成大错。   第二件。1996年,美国带头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搞反华提案第6次被挫败。国际部照常要写篇评论。那天晚上11点半左右,外宣办来电话说,有关人权会议的消息和评论全用新华社的,放在人民日报一版,强调这是李鹏总理定的。我赶忙通过保密红机给曾建徽同志打电话,指出不用人民日报评论不妥,因为外国一直认为,新华社归政府管,人民日报代表党中央的声音,而且前几次人权会议美国反华阴谋受挫,人民日报都发了评论,今年突然不发,可能会引起外国猜疑。曾建徽认为我说的有道理,但又沉吟说,可是总理已经睡了。我希望他想办法。他说,好吧,你等我电话。我在焦虑中等待:这次一旦失去评论的机会,以后想要回来就难了。大约12点过一点,他回话了:总理同意用你们的评论。   第二年,几乎又重现了同样的一幕。这次是曾建徽同志自己来电话,时间是夜里11点左右。他说,外交部正在改新华社的送审稿,准备发通稿,各新闻单位都用这一篇。我又对他重复了前一年说过的理由,并提出:可否将外交部改稿传给我们一份,有什么新精神,可以加进我们的评论里。他又被说服了。改稿很快传来,我们还是用了自己的评论。人民日报对人权会议的评论权总算保住了,以后再没出现类似的事。   对新闻工作的组织纪律有个形象说法:谁的官大听谁的。但是,作为记者编辑,对重大问题,有什么不同想法和建议,还是应该本着对党的新闻事业负责任的精神向上反映,这样做同遵守组组织纪律并不矛盾,而且也未必就没有用。(劳木)
责编:翟亚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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